为提升干警调研学术水平，培育青年学术人才，省高院研究室、机关团委、青工委联合举办“编写优秀案例，促推质效提升”青年沙龙（学术专场）活动，聚焦如何打造优秀案例展开学术对话。本号集中梳理专家经验予以推送，供参考学习。

　　浙江高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全省审判业务专家，人民法院案例库复核专家。两次获全国法院行政审判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在《人民法院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及案例十余篇。

　　怎样来编写案例？从广义来说包括了案件办理阶段的发掘以及办结后的案例编写，有三个要点须重视。

　　什么是你的贡献？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苏力教授在其著作自序中的追问。同样的问题，其实也一直存在于传统文化之中，这才有了儒家所推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

　　虽时过境迁，但这一追问同样直抵我们内心：什么才是一个法官的贡献？我理解，法官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办案效果：案结，事了，出规则。

　　事了，就是不仅依法办结了案件关于开元综合入口，还解决了案件纠纷，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一层面的效果还仅限于个案。

　　出规则，通过案例来促进社会治理、引领社会价值，则代表了最高水平，这一层面属于“法律续造”的范畴。

　　疑难案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规则缺失的案件，容易识别但实践中很少；还有一类是规则模糊、规则冲突或者规则悖反的案件，往往披着简单案件的外衣出现。

　　能不能做一个有心人，由表及里去发现疑难的问题，不仅需要“法感”、法学方法论以及内心对公平正义良知底线的坚守，更重要的是要有发掘问题的渴望和激情，那种如探矿人对于富矿一般的贪婪和痴迷。

　　在法学院时，疑难案件往往都是法学研究乃至法哲学讨论的宝贵素材。但当我们进入法院，面对结案压力，能否仍对疑难问题抱有激情，是否还会“任她虐我千百遍，我仍待她如初恋”？从工作量的角度确实有压力，但这无疑又是值得的，因为疑难案件之于经典案例，就如美玉原石之于美玉，对疑难案件的处理，是最能体现和实现法官价值的过程。

　　我曾办过一起案件，魏某驾驶两轮电动车（合法取得）发生交通事故。经鉴定，案涉电动车各项参数符合机动车标准。交警部门便以魏某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等为由作出行政处罚。魏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法院均判决其败诉，魏某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经审理查明，当地交通管理部门无法为这类超标电动车上机动车号牌，再审改判撤销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交警部门也完全认同再审裁判结果和理由。

　　开元综合行业

　　从个案处理的角度看，到这已案结事了关于开元综合入口。但从编写案例的角度，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总结和提升。

　　从形式上看，交警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完全符合法律适用三段论，但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规则悖反——“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一行为可以被处罚的前提是，该机动车可以上牌而未上牌，但案涉电动车因为行政管理的客观原因无法上牌，故可用“行政处罚应遵循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对前述规则作目的论限缩。

　　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如权利可以分为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义务同样可以分为法定义务和实有义务，由此总结出另一个原则，只有实有义务被违反才可以被行政处罚。

　　对裁判意见需要保持敬畏，这是因为在很多案件中，我们的裁判结论并非唯一。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如何裁判往往不在法律规则明确的指示或约束的范围之内，同一个案件可能会有多个可供选择的裁判方案。而在每个方案的另一端，又连着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发展或者尊严，连着社会公序良俗，也连着政府公信力和党的执政根基。

　　面对裁判方案A、B、C时，永远需要提醒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最后作出的选择是否是最优的选择？

　　如何才能找到那个最优的答案，关于这方面的法学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于我们而言，这可能也是一场永远在路上的修行。

　　首先要认真对待当事人的意见。“如我在诉”，一方面体现在司法作风上，另一方面，我的理解就是要认真对待当事人的意见和理由。尤其是在形成裁判意见的过程中，需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顺着他的逻辑去思考每一个观点和理由，去回应每一个质疑。

　　如果仅从法官思维角度出发，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那样，裁判形成的过程也是裁判者构建理想类型的过程。认真对待当事人特别是可能败诉方当事人的意见，有助于克服可能存在的偏见或认知偏差，构建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理想类型。

　　其次是要重视法官之间的讨论。法官之间的有效讨论，有助于我们不断接近那个最优裁判方案。如何更好地保证法官讨论的效果？结合行政庭的实践，第一，需要准确地归纳案件的争议焦点，为讨论树立一个准确的标靶，这是有效讨论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尽量把个案的争点提炼成一般法律问题（包括事实认定规则），并在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对号入座，同时需要做尽量多的检索和信息收集工作。这有助于确保案件争议的问题是一个“真问题”而不是已经解决的“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评判案件本身的案例价值；

　　最后，运用法律适用方法，在已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在个案场景与现有规则、理论比对的“目光往返流转”中探寻个案的最优裁判方案及创新的裁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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