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数据显示，仅2024年已有近200家中小银行通过吸收合并或新设重组等方式退出市场，数量超过过去三年总和，其中辽宁、河北等地通过组建省级农商行等模式整合区域资源，有效压降了高风险机构数量。

　　而在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九家中小银行风险事件集中暴露，凸显公司治理失效这一核心症结。从风险根源看，股权乱象与内部人控制相互交织：一方面，股权过度集中导致包商银行、盛京银行等被大股东占款，过度分散则造成成都农商行制衡失效；另一方面，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管理层长期把控权力，形成内部人控制。此类治理漏洞为关联交易、资金挪用提供温床，最终掏空银行。

　　从风险化解多方联动格局来看，存款保险基金通过注资重组打破刚性兑付，包商银行案例中既保障储户权益又倒逼同业业务规范；地方政府通过专项债资金筹措、引入战投等方式主导处置，2023年中小银行专项债发行规模突破2000亿元，以注资或转股协议存款形式补充资本。创新工具方面，转股协议存款计入其他一级资本，既增强资本实力又约束经营行为。

　　但长远来看，风险化解需标本兼治：短期依靠存款保险基金与行政干预化解危机，中长期须构建相对分散、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通过穿透式监管遏制隐形持股，落实差异化公司治理要求。唯有持续完善治理制衡机制、创新资本补充渠道，才能夯实中小银行风险抵御能力。

　　2018年2月23日，安邦保险集团因严重违规被监管部门接管，其控股的成都农商银行风险随之暴露。这家曾因安邦“输血”而快速膨胀的银行，在资本狂飙后陷入治理困境，最终通过股权重组回归国资主导，成为中小银行风险处置的典型案例。

　　成都农商银行于2010年1月正式开业，2011年通过增资扩股引入安邦保险作为战略投资者。安邦以56亿元获得3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并通过关联公司逐步将持股比例提升至55.5%，实现绝对控制。彼时安邦自身总资产仅256亿元，却以“蛇吞象”之势控股资产规模超4000亿元的成都农商银行，被外界视为资本运作的惊险一跃。

　　入主后，安邦将成都农商银行打造为“资金池”：一方面，安邦系保险公司将超千亿元保费存入该行，2014-2017年存款占比持续超过30%；另一方面，银行以高于市场水平的利率向安邦支付存款利息，并通过存单质押融资为安邦输送资金。这种关联交易虽短期内推高银行规模——2017年末总资产达7055.62亿元，但信贷占比仅22.9%，高度依赖同业业务埋下隐患。

　　安邦的资本游戏在2018年戛然而止。随着安邦被接管，成都农商银行真实风险浮出水面：

　　资产虚增：总资产在2019年9月末缩表至5499.93亿元，较峰值下降22%；

　　资产质量隐忧：尽管2014-2017年不良率维持在1.3%-1.6%，但同业业务占比过高导致风险指标失真；

　　投资暴雷：涉及原安邦实控人的90亿元投资资产逾期，截至2021年末计提减值74.63亿元。

　　风险处置的关键在于切割安邦影响。2018年12月，安邦以168亿元底价挂牌转让35%股权；2020年3月，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接盘成为第一大股东；同年6月，武侯产投、成都高投联合受让剩余20.5%股权，“安邦系”彻底退出。国资股东合计持股达77.42%，形成稳定治理结构。

　　回归国资后，成都农商银行经历深度调整：总资产从2019年的5499亿元回升至2022年末的7213亿元，不良率从2.1%降至1.77%，拨备覆盖率提升至196%。该行于2021年启动A股IPO筹备，提出“三年达上市条件、五年破万亿”的战略目标。

　　这场从民营资本狂飙到国有化重整的历程，既揭示了金融控股集团过度扩张的风险，也为中小银行化解股东治理危机提供了样本。正如业内人士所言：“当银行沦为资本玩家的提款机，唯有彻底重构治理，才能重获新生。”

　　2021年2月7日，包商银行正式被法院裁定破产，这一事件不仅创下中国银行业首例司法破产纪录，更因其高达2200亿元的资不抵债规模引发市场震动。这场金融风险的处置过程中，损失最终由原股东、债权人、新设银行及存款保险基金等多方共同承担，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市场化风险化解机制。

　　作为包商银行的实际控制方，“明天系”通过违规关联交易长期占用资金逾1560亿元，直接导致银行被掏空。截至接管日，包商银行所有者权益为324亿元，但经清产核资后，原股东权益被依法清零，其中包括“明天系”持有的89%股权。这意味着大股东不仅丧失了对银行的控制权，其历史投入也因违法行为化为乌有。

　　个人及中小机构全额保障：个人存款、5000万元以下对公及同业客户本息全额兑付，保障了金融系统稳定。

　　大额机构债权打折：对5000万元以上大额债权，平均保障比例约为90%，剩余部分由债权人自行承担。这一安排既避免引发系统性风险，又强化了市场风险定价意识。

　　二级资本债全额减记：包商银行2015年发行的65亿元二级资本债本金被全额减记，成为国内首例银行资本工具“全额埋单”案例，标志着“名股实债”类工具的风险彻底显性化。

　　为承接包商银行业务，新设的蒙商银行通过溢价发行补充资本：注册资本200亿元中，股东实际出资240亿元，40亿元溢价计入资本公积，部分用于填补包商银行亏空。同时，徽商银行以“资产包”形式收购包商银行四家异地分行，但其中177.3亿元的资不抵债差额由存款保险基金垫付，避免风险进一步扩散至接收方。

　　分担包商银行177.3亿元资产减值损失，弥补徽商银行承接分行的资金缺口；

　　与人民银行联合提供流动性，保障个人及绝大多数机构债权。这一安排既体现了“风险自担”原则，又通过公共资金介入防止危机蔓延。

　　包商银行事件暴露了公司治理失效与监管穿透不足的深层问题。其董事长李镇西长期掌控经营决策，监事会形同虚设，内部监督机制完全失灵。对此，监管部门已推动修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强化股东资质审查和关联交易管控，未来将通过“生前遗嘱”等制度，压实股东责任，避免“大股东掏空”重演。

　　包商银行的破产清算标志着中国金融风险处置步入市场化、法治化新阶段。各方责任的分担既为类似案例提供了处置范本，也警示金融机构：唯有夯实公司治理、约束股东行为，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9年5月，随着包商银行被接管，另一家以同业业务著称的城商行——锦州银行被推上风口浪尖。彼时，审计机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突然辞任，直言该行存在贷款资金挪用、财务数据真实性存疑等问题，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这场风波背后，是锦州银行长期积弊的集中爆发。

　　锦州银行的危机可追溯至其畸形的公司治理结构。原董事长张伟自2002年起长期掌控银行，不仅兼任行长至2012年，更形成内部人控制局面，导致股东关联贷款泛滥、关联交易频发。与此同时，该行过度依赖同业业务扩张：2016年起大规模发行同业存单，负债端同业融资占比攀升，资产端则通过“通道类业务”投资高风险的受益权转让计划，而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严重不足。2018年资管新规后，这类“影子银行”模式难以为继，锦州银行金融投资占比骤降，流动性压力骤增。

　　更致命的是资产质量的系统性造假。安永审计发现，锦州银行向机构客户发放的贷款实际用途与合同严重不符，且银行拒绝提供关键证明文件，最终导致审计师辞任。2019年末，该行不良率飙升至7.7%，较2017年的“表面1%”彻底暴露线亿元不良资产。

　　面对可能蔓延至金融系统的连锁反应，监管部门迅速介入。2019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原银保监会联合辽宁省政府启动改革重组，采取“在线修复”模式，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清理不良资产“组合拳”化解危机：

　　战略入股与管理层换血：2019年7月，工银投资、信达投资和中国长城资产受让老股东内资股，成为战略股东。此后，工行体系高管全面接管锦州银行，原董事长张伟及其团队被彻底清退。

　　百亿定增夯实资本：2020年3月，成方汇达（央行旗下）与辽宁金控联合认购62亿股新股，注资121亿元，资本充足率得以修复。

　　不良资产剥离与债务重组：成方汇达以450亿元收购锦州银行1500亿元不良债权，同时该行认购750亿元定向债务工具，通过利息豁免与分期偿还减轻负担。

　　至2020年7月，锦州银行完成财务重组，初步恢复经营能力，不良率从峰值回落。这一案例既避免包商银行式“破产清算”的剧烈冲击，又通过市场化手段明确股东责任，阻断风险传染。然而，其教训同样深刻——公司治理缺失与激进同业扩张的叠加，足以摧毁一家银行的根基。监管层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中总结，锦州银行风险暴露凸显了“内部人控制”与“同业依赖”的双重危害，为后续中小银行改革划定了红线。

　　恒丰银行的危机始于两任董事长的系列贪腐案件。首任董事长姜喜运（2008-2013年任职）被指控通过隐匿股份、收受贿赂等手段侵吞银行资产，涉案金额达7.5亿元。2014年其被调查，2019年以贪污、受贿等罪名被判处死缓。继任者蔡国华（2013-2017年任职）则更为猖狂，其滥用职权违规发放核心员工薪酬、推行股权激励计划，造成银行损失8.9亿元；更擅自将48亿元资金以信托贷款形式转入个人控制公司，并违规发放35亿元高风险贷款，涉案总额超百亿元，最终于2021年被判死缓。两任董事长的腐败行为直接导致恒丰银行沦为“私人提款机”，资产质量急速恶化。

　　腐败之外，恒丰银行的业务结构与管理决策亦埋下隐患。2016年前，其资产端过度依赖同业投资，尤其是应收款项类投资占比畸高，埋下风险隐患。蔡国华时期，管理层对贷款审查的漠视进一步加剧问题，2018年末不良贷款余额飙升至1635.6亿元，不良率高达28.44%，拨备覆盖率仅55%，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银行净利润从2016年的91亿元断崖式下跌至2018年的5.35亿元，甚至一度无法披露年报。

　　2017年底，山东省委、省政府全面介入恒丰银行风险处置，启动“剥离不良-引进战投-股改上市”三步走战略：

　　管理层换血：2018年，原银监会官员陈颖接任董事长，王锡峰出任行长，确立合规化经营基调；

　　剥离千亿不良：2019年末，恒丰银行以799.57亿元对价向山东省AMC转让1438.9亿元不良资产，一次性出清历史包袱；

　　千亿定充实资本：同期通过非公开发行1000亿股普通股，引入中央汇金（持股53.95%）、山东省AMC（32.37%）等战略投资者，注册资本增至1121.1亿元，资本充足率显著回升；

　　迁址济南强化管控：2019年将注册地从烟台迁至济南，依托省级资源重塑治理结构。

　　资产质量改善：不良率从2018年的28.44%持续下降，2020年起贷款规模恢复正增长；

　　盈利回暖：2020-2022年营收与净利润同比增速转正，风险抵御能力增强；

　　股权结构优化：2024年2月，山东省AMC受让中央汇金150亿股，持股比例升至46.61%，成为第一大股东，地方国资主导地位巩固。

　　然而，恒丰银行仍面临内控罚单频发、高管频繁变动等挑战。尽管陈颖曾提出“五年内上市”目标，但近年来罚单涉及票据业务违规、贷后管理松散等问题，加之行长职位长期空缺，其上市之路仍存变数。这家曾深陷泥潭的全国性股份行，能否真正实现“涅槃”，尚需时间检验。

　　2020年9月9日，中国银保监会正式批复同意攀枝花市商业银行与凉山州商业银行合并重组设立四川银行，标志着四川省首家省级法人城商行诞生。这一重组计划酝酿多年，最早可追溯至2016年四川省提出的“组建四川银行”战略。2018年12月，四川省委明确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四川银行，并由四川金控集团主导引入战略投资者，旨在化解两家城商行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

　　合并前，攀枝花银行与凉山州银行均被监管部门列为高风险机构，开元综合体育合计不良资产规模高峰时达300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达2.92%和3.57%，拨备覆盖率逼近监管红线。四川银行筹建组创新采用“四步走”方案化解不良：

　　新股东溢价消化：以每股1.3元发行新股，其中0.3元溢价用于消化不良贷款，新股东合计承担81亿元；

　　重组过程中，四川银行清退问题股东258户，允许合格股东折股进入，最终引入28家新股东，包括四川金控、重庆渝富等国有资本，形成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股权架构。在A股银行普遍“破净”的背景下，四川银行以300亿元注册资本成为全国最大城商行，股权结构优化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自2020年11月正式开业以来，四川银行资产规模迅速增长。截至2024年9月末，总资产达3972亿元，较开业时增长2742亿元，年均增速超30%。2022年营收与净利润均实现正增长，但需警惕高速扩张对资产质量的潜在影响。数据显示，其不良率虽保持平稳，但存量不良处置压力仍需关注。

　　四川银行的成立不仅是四川省金融改革的重要里程碑，更为全国中小银行风险化解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合并重组+多方共担”模式，四川银行成功剥离历史包袱，重塑市场信誉。未来，其能否持续平衡规模扩张与风险管控，将成为观察区域性银行改革成效的关键窗口。

　　山西省城商行改革重组大幕于2020年8月拉开。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阳泉市商业银行、长治银行及大同银行五家城商行相继发布公告，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合并重组议案，标志着山西银行的组建正式启动。这一动作是山西省响应国家中小银行风险化解政策的举措，旨在解决区域银行“资产规模小、历史包袱重、抗风险能力不足”的难题。

　　合并议案审议：2020年8月，五家城商行启动合并程序。晋城银行作为当时资产规模最大的参与者，总资产仅908亿元（2019年末），反映出区域城商行的整体薄弱性。

　　专项债输血：2020年12月，山西省发行153亿元专项债，通过山西金控集团间接注资新设银行。这笔资金成为山西银行的“起步家底”，通过股权分红、财政补贴等方式保障资金安全退出。

　　正式落地：2021年4月，银保监会批准山西银行成立，注册资本达239.96亿元，成为全国城商行中注册资本第二高的银行。原五家银行法人资格终止，资产、负债及人员由山西银行全面承接。

　　资产规模偏小：截至2019年末，五家银行总资产合计约3000亿元，晋城银行以908亿元居首，其余四家均不足800亿元。

　　盈利波动显著：大同银行、长治银行营收相对稳定，而晋城银行2020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骤降65%，不良率升至3.79%，拨备覆盖率跌破监管红线。

　　资产质量承压：阳泉商行2018年资本充足率明显下滑，五家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呈上升趋势，拨备覆盖率持续走低。

　　山西银行成立后，通过清收、转让等方式处置近126亿元风险资产，2022年末不良率降至2.33%。尽管2021年因计提减值亏损超46亿元，但2022年已实现净利润转正。股权结构上，山西省财政厅通过山西融金兴晋基金持股59.09%实现绝对控股，山煤国际则以19亿元增资成为第二大股东（持股7.33%）。

　　尽管重组化解了部分风险，但山西银行仍面临盈利能力待提升、区域经济依赖度高的问题。其未来需在整合网点资源、优化治理结构上发力，以实现“三年资产规模4000亿元”的目标。这一案例也为中小银行通过合并“抱团取暖”提供了样本，但如何平衡行政主导与市场化运作，仍是长期课题。

　　2021年1月，辽宁省政府提出通过新设省级城商行整合省内12家城商行的改革方案，并获国务院金融委原则性支持。辽宁金控作为省财政厅全资平台，牵头引入存款保险基金等战略投资者，成为辽沈银行的核心发起方。同年5月，辽沈银行获批筹建，6月正式开业，注册资本200亿元，由辽宁金控（持股52.5%）及多家省属国企共同出资，地方国资背景股东合计持股达95%。

　　区别于传统“直接合并”模式，辽沈银行采取“先新设、再分步吸收”策略。2021年9月，银保监会批准其吸收合并营口沿海银行和辽阳银行，承接两家银行全部资产、负债及网点，资产规模合计约2599亿元，初步化解两家机构的高风险问题。这一路径选择，既因一次性合并12家城商行资本消耗过大，亦为后续整合留出缓冲空间。

　　被合并的营口沿海银行与辽阳银行在2020年已显露经营困境：前三季度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不良贷款率高企，拨备覆盖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截至2021年末，辽沈银行承接两家银行不良贷款后，不良率仍达4.93%，但拨备覆盖率高达721.13%，风险缓冲空间较充足。合并后首年（2022年），辽沈银行资本充足率虽满足监管要求，但营收与净利润为负，显示其仍需消化历史包袱并改善经营结构。

　　辽宁金控通过省政府发行的100亿元专项债注入辽沈银行作为资本金，成为其绝对控股股东。根据方案，辽宁金控计划自2027年起通过市场化转让逐步退出股权开元综合行业，以实现国有资本循环。这一安排既保障了改革初期的资金需求，亦为未来引入多元化资本预留通道。

　　辽宁原计划合并的12家城商行中，仍有10家待整合。当前省内除辽沈银行外，另有盛京银行、锦州银行等11家城商行，部分机构面临净利润负增长、不良率高企、资本充足率触底等问题。尽管辽沈银行被定位为“万亿级省级城商行”目标未变，但后续合并需权衡资本消耗与风险化解效率，改革节奏或趋审慎。

　　河南省城商行改革再掀高潮。2022年5月，中原银行正式获批吸收合并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及焦作中旅银行，合并后总资产突破1.2万亿元，成为全国第八大城商行。至此，河南城商行数量从2014年的13家整合为仅剩中原银行与郑州银行两家，形成“两强并立”格局。

　　被合并的三家银行虽资产规模均超千亿元，但资产质量承压显著。2018年三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幅攀升，导致减值损失计提增加，利润增速下滑甚至负增长，拨备覆盖率同步走低。尽管资本充足率高于监管要求，但风险暴露倒逼改革提速。中原银行此次重组既是响应监管“中小银行改革重组”政策，亦为自身突破万亿规模、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根据协议，中原银行以总代价284.7亿元向三家银行股东发行133.25亿股内资股，每股定价2.1366元。具体分配中，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焦作中旅银行股东分别占股59.7%、18.58%、21.72%。合并后，三家银行法人资格注销，其资产、负债、人员及网点由中原银行全面承接。为优化资产负债表，中原银行同步出售259亿元金融资产，其中对公贷款152亿元且超六成已逾期，由中原资产和河南资产分别以100亿元、154亿元接手不良资产包。

　　河南省政府通过专项债向中原银行注资80亿元，以转股协议存款形式补充其他一级资本。叠加2022年H股配售31.5亿股，中原银行总股本扩至365.5亿股。合并后，其总资产较合并前（7530亿元）增长近60%，达郑州银行两倍以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维持在8.06%，虽高于监管红线但需警惕内生资本补充压力。

　　尽管合并前中原银行营收保持增长，但2022年及2023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主因合并过程中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加大导致减值损失激增。资产质量方面，合并前中原银行不良率连续四年超2%，拨备覆盖率偏低，规模扩张后ROA显著下行，管理能力面临考验。

　　中原银行案例凸显地方AMC与财政协同化解风险的模式：通过“不良剥离+专项债注资”双管齐下，短期内快速出清风险。河南金融业人士指出，此次重组不仅优化了省内金融资源配置，更对全国中小银行整合具有示范意义——未来“合并重组、资本补充、风险隔离”或成改革主线。

　　2023年9月27日，盛京银行（HK.02066）公告称，将以1760亿元对价向辽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辽宁资产”）转让本金及利息合计1837亿元的债权类资产包，涵盖贷款（71.6%）、投资及其他金融资产（28.4%）。此次交易以辽宁资产向盛京银行定向发行15年期、年利率2.25%的专项票据作为支付方式，开创了“以票换资产”的创新处置模式。尽管资产账面价值折价约4.2%（折价不足百亿元），但盛京银行认为此举能显著优化资产结构，降低不良率并提升资本充足率。

　　此次资产剥离的背景与恒大集团退出盛京银行股东序列密切相关。2021年至2022年间，恒大通过股权转让及拍卖累计套现约183亿元，彻底清空持股，沈阳国资通过盛京金控等平台接盘并成为控股股东。这一股权重组为盛京银行后续风险资产处置扫清了关联方障碍，也为其引入地方政府资源支持奠定了基础。

　　缓解资产质量压力：截至2023年6月末，盛京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17%。通过剥离潜在问题资产，其不良率有望进一步下降。惠誉评级指出，该交易凸显区域性银行风险化解的复杂性，但也认可其短期内改善资产质量的效用。

　　资产规模影响有限：1760亿元专项票据占盛京银行2023年上半年末总资产（超万亿元）比例不足20%，且折价幅度较小，对整体规模冲击有限。

　　收益确定性与流动性取舍：被处置资产原收益率为3.35%，置换后专项票据利率为2.25%，虽下降1.1个百分点，但盛京银行将原本可能违约的债权转化为稳定利息收入，以确定性换取流动性风险缓释。

　　尽管交易被盛京银行称为“优化资产结构的战略举措”，但市场对其长期影响存疑。例如，辽宁资产未支付现金，而是通过专项票据“空转”承接资产，实质将风险转移至未来。此外，资产包中是否包含恒大关联资产仍不透明，而盛京银行2023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滑约20%的业绩压力，亦令市场担忧其持续经营能

　　此次资产重组是盛京银行“去恒大化”后的关键一步，既反映了地方政府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决心，也暴露出中小银行在存量风险处置中的创新与妥协。未来，其能否真正实现“轻装上阵”，仍需观察资产质量改善的持续性及专项票据的兑付安排。返回搜狐，查看更多